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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戰“疫”醫事

唐朝是我國古代疫病的多發期，共發生31次。唐朝既經歷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也遭受了安史之亂和藩鎮動亂。就算是在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下，瘟疫也經常出現，比如貞觀十年(公元636年)，關內道、河東道發生瘟疫；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谷、涇、徐、戴、虢五州出現瘟疫；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潭、濠、廬三州再次發生瘟疫。

唐朝的瘟疫時有發生，很多皇帝都特別重視疫病的防控工作。以唐玄宗李隆基為例，他知道民間疫情嚴重，親自組織編寫《廣濟方》，本書載有疫情防控的專用方子。他把這些方子下發到地方政府，讓全國的百姓都按照書中的方藥進行防疫。為了便于推廣，使更多的民眾受益，他還命令下屬將方子刻在木板上，方便傳抄。唐文宗李昂也很重視疫病防控，他要求地方政府處理因瘟疫死去而無人認領的尸體，防止二次傳染；他為疫區百姓送醫送藥，并且采取減免賦稅、開放糧倉等惠民措施，為抗擊疫病做出頂層設計。

皇帝如此重視疫病防控，為整個國家樹立了榜樣，也給了各級地方官員及平民百姓信心。唐朝政府建立了許多醫政機構，主要是以“中央醫政機構”和“地方醫政機構”為主體的官方醫療救助體系。做為唐朝政府防疫的主力軍，他們肩負著行政管理與執行醫事等重要任務。據《新唐書》記載，唐朝中央醫政機構主要分為三個部門，分別是掌管全國各大醫療衛生工作的“太常寺太醫”、專門為皇帝進行養生診療的“殿中省尚藥局”、主要負責太子們日常保健的“太子左春坊藥藏局”。這些政府機構的設置，各有分工，職責明確，密切配合，為疫病的防治，治疫物資的儲備，防疫活動的開展，搭建了較為合理的頂層框架，可以較好地防控疫情。除了中央醫政機構，唐朝的地方醫政機構也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貢獻。唐朝地方醫政機構的醫療活動具備協調性、社會性等特點，在疫情爆發時，他們常常作為中央指導下的地方執行組織與寺院救濟性質的“養病坊”等慈善機構聯合開展工作，也算是當時的“聯防聯控”。

通過唐朝政府采取的防控疫病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唐朝的醫政機構，主要是“中央-地方”兩級行政架構，兩者共同執行地方政務，如果有突發疫情，他們能夠及時、充分地開展防控工作。在當時的世界上，唐朝政府各級醫政機構在防控疫病的明確分工和密切聯動，應該是首屈一指的。（林明欣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丁思元 遼寧中醫藥大學研究生學院；王琪格 遼寧中醫藥大學研究生學院；邱模炎 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

(責任編輯：申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