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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史上是一個瘟疫多發的國家，根據《中國疫病史鑒》記載，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里，中國先后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挑戰，中華民族不但沒有消失，反而積累越來越多的防治疫病經驗。我國屢次經受住瘟疫考驗的背后，中醫藥的貢獻起到了突出作用，將中華民族一次次從瘟疫的災難中解救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醫史，就是一部戰疫史。“大災之后，必有大疫”，瘟疫的爆發往往是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的復雜結果。我國有文字明確記載的疫病是從商朝開始的，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說法，就是指疫病流行。受到甲骨文刻辭的影響，后來的先秦文獻中，也出現了一些由“疾”字和非人體部位、人體器官的字所組成的詞，用來表示疫病，比如《周禮·天官》載有：“秋時有瘧寒疾”。

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地位極高，是中醫“四大經典”之首，分為《素問》及《靈樞》兩部分。對于瘟疫，書中也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書中明確提出了“五疫”，《素問·刺法論》指出：“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于腦，即不邪干。”指出了疫病的傳染性和流行性，也指明了疫病防治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要保持機體正氣的充足，同時要主動避開疫毒之氣。疫病除了容易損傷人的形體，也可以擾亂人的心神，尤其是大瘟疫經常給百姓帶來恐慌或焦慮，因此，疫病流行時期，更應注重精神調護，達到《素問·上古天真論》“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收，病安從來？”。有趣的是，《素問·刺法論》載有“氣出于腦，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將入于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次想白氣自肺而出……次想赤氣自心而出……次想黑氣自腎而出……次想黃氣自脾而出……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經文描述的“五氣護體法”可以避免感染，通過觀想“五氣”與“五臟”的方法，即使是身在疫區，也不容易染上疫病。除此之外，《黃帝內經》提倡“三因制宜”思想，認為人類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密不可分，把天、地、人和疫病有機結合起來，這為后世醫家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時令、不同體質進行疫病的“群體化”和“個體化”治療提供了重要思路。

從漢朝開始，眾多典籍都有關于瘟疫的詳細記載，其中對于“天花”“鼠疫”“麻疹”等疫病的描述堪稱“前無古人”。對于應用“隔離法”阻斷瘟疫，我們的祖先早就建立過古代版的“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根據《漢書·平帝紀》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是正史中首次記載專門收容傳染病者的治療機構，這種隔離措施是十分科學有效的。東漢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名將皇甫規率領軍隊征討隴右時，軍中不幸發生疫病，皇甫規“親入庵廬巡視”，“庵廬”指的是軍隊臨時建立的隔離醫院。

值得欣慰的是，中醫防疫早已深入人心，在端午節和重陽節等節日中，百姓除了紀念古人和親友，也融入了防疫祛病等重要活動，如《風俗通義》中載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到了漢朝后期，戰亂紛爭，我國傷寒疫病流行，醫圣張仲景總結前人經驗，并結合當時的疫情，撰寫出我國第一部以治療包括寒疫的專著《傷寒雜病論》。書中對多種疫病的治療方法做了詳細論述，書中的經典名方沿用至今，其中獨特的辨證方法也為中醫疫病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2020年2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所用的“清肺排毒湯”，正是運用《傷寒雜病論》中的“麻杏石甘湯、五苓散、小柴胡湯、射干麻黃湯”等治療外感熱病的經典方劑優化組合而成，其總體有效率達到90%以上。

到了宋朝，疫病也是時有發生，鑒于這種情況，當時的中央政府采取主動的防疫措施，如駐泊醫官、惠民和劑局、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等。以帝王為首，自上而下，舉國共同戰“疫”。根據《宋史》記載，公元1054年“京師大疫”，仁宗皇帝命令太醫配置藥方，并且貢獻出兩只名貴的犀角，贈與百姓用于防治瘟疫。其中的一只犀角是珍貴的通天犀，所以朝中內侍再三阻攔，仁宗卻說：“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皇帝率先投身于防治疫病，地方官員自然不敢懈怠。例如，公元1231年，平江府遭遇“春疫”，知府吳淵派遣醫官到各地巡診，同時免費發放藥品，此次疫情的持續時間長達半年。常州知州葉衡在面對“疫大作”的嚴峻考驗時，“單騎命醫藥自隨，遍問疾苦，活者甚眾”。為了盡快解除疫情，宋朝政府一直為感染疫病的百姓免費提供醫藥。宋孝宗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兩淮出現瘟疫，朝廷馬上命令“和劑局”準備了四萬貼中藥，送往抗疫前線，全力救治患者。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臨安發生瘟疫，“和劑局”又迅速做出反應，免費提供醫藥，救治無數百姓。在這場與瘟疫斗爭的“考試”中，宋朝政府交了一份不俗的“答卷”。

明清時期是我國瘟疫爆發流行的另一個高峰，在這個瘟疫肆虐的年代，涌現出一批杰出的溫病學家。在與瘟疫的不斷斗爭中，這些溫病學家積累了很多防治疫病的寶貴經驗，并逐漸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中醫藥防治疫病體系。在明朝不到300年的歷史中，就發生了70余次瘟疫。不難看出，在明朝，每隔幾年就會出現發生瘟疫。明朝末年，時局動蕩，瘟疫暴發，百姓飽受瘟疫之苦。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庶民百姓，大多認為瘟疫是某種災異，將“祈禱”作為祛除疫病的主要方式。面對史無前例的瘟疫，吳又可作為“逆行者”，既詳覽古訓，又精于思考，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撰成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溫疫論》。他首先提出“癘氣”導致瘟疫的病因學觀點，開創了中國乃至世界傳染病學研究的先河。

清朝的瘟疫也經常發生，它的性質主要是“溫熱”，醫生群體表現得非常積極，不斷探尋科學的治療方法，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心系蒼生的溫病大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醫家為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并稱“溫病四大家”，他們把“溫熱”或者“濕熱”所導致的疫病，歸入“溫病學”范疇。他們在前人的基礎上，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等獨特理論體系。他們的一些寶貴經驗流傳千年，比如針對溫病包括瘟疫后期癥狀的治療，吳鞠通推薦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現在仍然應用于臨床，并被稱為治療溫病包括瘟疫的“三寶”。至此，我國對疫病的防治，從理論到臨床，都已經比較成熟。

到了近現代，中醫藥治療傳染病同樣得到認可。從20世紀50年代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到六七十年代治療“流行性出血熱”，都體現了中醫藥確切的療效和獨特的優勢，得到世界醫學專家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醫藥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為增進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貢獻。進入21世紀，中國乃至世界不斷受到新型傳染病的挑戰，而中醫藥在其中又發揮了巨大作用。2003年，在“非典”防治工作中，中醫藥人創造了“零死亡、零轉院、零感染、零后遺癥”的戰“疫”奇跡，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醫藥在治療疫病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來襲，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明確提出中醫藥要參與防治，不斷更新的“診療方案”體現了中醫藥的早期介入和全程參與，再次彰顯中醫藥在防治新型傳染病中的醫學價值。在這場全世界對抗新冠肺炎的共同戰“疫”中，世間縱有百態，或淡然，或恐慌，或焦慮，而中醫藥人一直在堅守，他們義無反顧地踏上“征途”，與西醫并肩作戰，成為一個個勇于擔當的“逆行者”。到目前為止，在國家中西醫并重政策的英明指導下，新冠肺炎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共同戰“疫”即將取得全面勝利。

在與疫病抗爭的幾千年中，無數實踐都體現了中醫藥戰“疫”的有效性、實用性和科學性，也彰顯了中醫藥戰“疫”的特色與優勢，即使是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中醫藥在預治新型傳染病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乃至未來，我們都要堅信中醫藥戰“疫”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醫藥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傳承精華，守正創新，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產業化，堅持中西醫并重，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推動中醫藥事業和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充分發揮中醫藥防病治病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為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在新型傳染病的防治中，中醫藥人更要肩負起新時代的新使命，全力以赴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保駕護航！（林明欣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邱模炎  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

(責任編輯：申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