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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伴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而生。2009年，泰州國家醫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立，成為我國首個國家級醫藥高新區。截至目前，我國共批準成立了168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其中生物醫藥類（含醫療器械類）產業園區有67個，形成了包括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和東北地區在內的產業集聚區。此外，中部地區的河南、湖北，西部地區的四川、重慶也呈現出良好的產業基礎。

生物醫藥園區發展歷程

　　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典型代表包括：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上海張江藥谷、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武漢光谷生物城、廣州國際生物島和成都天府生命科技園等。

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批準時間表

特點：政策支持與創新驅動同步

　　為了更好地促進生物醫藥產業集聚發展，“十一五”期間，國家發改委分批建設了22個國家生物產業基地，以促進生物醫藥人才、技術、資金等產業要素向優勢地區集中，產業集聚效應顯現。“十二五”時期，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紛紛出臺生物醫藥產業政策，逐步將生物醫藥產業培育成區域主導產業。“十三五”時期，工信部等六部委印發《醫藥工業發展規劃指南》，明確提出各級政府需根據行業發展需要，結合各地資源稟賦和環境承載能力，科學規劃產業集聚區。

　　在國家頂層設計戰略的要求與指導下，我國生物醫藥產業逐漸呈現集聚發展態勢，生物醫藥產業園區也逐漸形成了一定的發展特點。

       政策支持，推動園區形成與發展

　　政府及宏觀政策的支持，是促進生物醫藥行業規范發展的前提。

　　一方面，國家不斷選擇產業基礎好、創新能力強、營商環境優、開放度高的區域，扶持建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逐漸加強頂層設計，規劃先行，通過制定產業規劃、產業政策，引導產業集聚發展，促進各地形成具有特色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如泰州醫藥城、上海張江藥谷、武漢光谷生物城等。

　　管理模式主要分為政府主導、企業投資開發兩種類型

　　政府主導類型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由政府投資開發，專門成立園區管委會，負責管理運營，通過創新型企業孵化、重點企業培育等形式，推動園區產業集聚，并為園區搭建包括科研機構、公共服務平臺等在內的創新資源。

　　企業投資開發類型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又分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投資開發兩種形式。園區采用市場化運作模式，通過土地一級和二級開發運營、產業服務、產業投資等業務布局，實現盈利，典型代表有上海張江高科；資本運作模式主要包括園區運營平臺公司與政府通過共同設立產業基金或與社會資本合作成立投資基金，以及園區運營平臺公司長期股權投資等模式。

　　園區產業創新能力驅動因素呈現生態化、網絡化發展趨勢

　　“十一五”期間，國家大力支持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中試基地、博士后流動站等科技創新平臺的發展，這些高端研發平臺構成了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的技術創新體系。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園區逐漸加強與高校、醫療機構、龍頭企業、CRO（合同研發組織）等社會優質資源的整合，并不斷創新產學研合作機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隨著近年來各地出臺的“人才新政”，海外人才成為推動各地產業發展的加速器。此外，前沿生物技術的不斷突破，新業態、新模式的相繼出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投資機構加入，共同助力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不斷打造創新里程碑。

　　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上海張江藥谷、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等園區逐漸形成政府、高校、風投機構、基礎研究機構、醫療機構等組成的創新網絡，為園區產業規模化與集聚化發展，園區乃至區域創新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關鍵支撐。

問題：頂層設計與發展后勁不足

　　綜觀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園的發展，還存在以下問題：

　　頂層缺乏統籌規劃，導致園區布局分散，產業同質化現象嚴重

　　國家層面，缺乏統籌的空間布局規劃，導致全國范圍內出現大量產業定位與產業發展方向相同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地方層面，由于缺乏全省、全市或者全縣層面的空間布局，園區數量眾多、分散且規模較小，園區產業定位、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缺乏明確的區分，在招商引資、引進人才方面，出現區域內部與周邊區域低水平重復，甚至導致惡性競爭等問題。

　　園區產業準入、退出與考核機制不完善，導致產業發展后勁不足

　　產業準入層面，缺乏明確的產業審核機制，導致園區招商方向與園區產業定位不符。此外，中西部某些不發達區域在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時，由于產業準入門檻低，易產生承接環保要求不達標的產業等問題。

　　產業退出層面，缺乏明確的退出期限與退出條件。以孵化器為例，根據科技部《科技企業孵化器管理辦法》規定，在孵企業孵化時限原則上不超過48個月。技術領域為生物醫藥、現代農業、集成電路的企業，孵化時限不超過60個月。但很多在孵企業在規定時間內并未及時從孵化器遷出，由此造成資源不能合理配置，孵化器源頭活力不足。

　　產業考核層面，政府在對園區考核時，并未基于園區的定位與發展導向，而是以園區產值、稅收貢獻等指標為導向，缺乏對產業創新能力、服務能力、產城融合效果等指標的考量。

　　園區創新要素聯系不緊密，影響園區創新網絡績效

　　目前，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發展不均衡，大部分園區創新能力不強，園區內醫藥企業、科研機構、高校、醫療機構以及中介服務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交流，創新要素聯系不夠，影響創新網絡在專利、科技成果轉化率等層面的績效水平。

　　此外，企業存在科研投入不夠、創新認識不足、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產學研合作機制尚未健全，進一步影響了企業和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的原始創新能力。

　　產城分離，出現“只有產業沒有城市”的發展窘境

　　部分園區在規劃之初，并未關注產業與城市的融合發展，大都著眼于“工業區建設”，出現“只有產業沒有城市”的發展窘境。城市化功能的生活性公共設施建設和社區的配套服務力度不足，對產業區的支撐性不足，影響了園區的可持續發展。

建議：統籌規劃與完善標準結合

　　基于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園發展現狀，建議如下：

　　統籌規劃，重點扶持幾大優勢特色產業集群，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

　　生物醫藥產業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研發周期長等特點，集聚發展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有效路徑，因此，要重點扶持幾大優勢特色產業集群。立足國內生物醫藥產業集聚區基礎，重點在新藥創制、高端醫療器械等領域扶持3~5個頂尖產業集群，瞄準世界前沿技術趨勢，差異化布局各產業集群產業定位，同時給予各類政策和資源傾斜，快速提升產業集群的國際競爭力。

　　完善產業準入退出標準，建立科學評價體系

       首先，加強產業管控與審核，明確審核流程，杜絕不符合產業定位的企業入園。同時，構建招商“黑名單”，將具有失信記錄的企業納入“黑名單”，防止引入園區。

　　其次，明確企業退出機制。在國家政策的基礎上，設立剛性出孵年限；針對達到出孵期限卻不夠“畢業”標準的企業，通過設立加速器，承接轉移。此外，動態化監測園區企業外遷擴張需求，將具有遷址意向的企業納入預警體系。

　　第三，建立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以園區定位為導向，構建考核指標體系，例如，以產業原始創新為定位的產業園區，要以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作為考核導向，加大對園區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情況、園區企業研發活動情況、園區高層次人才數量等指標的考核力度。

　　打造產業創新服務平臺，推動創新要素集聚與網絡化、協同化發展

　　構建數字化專業創新服務系統，打造產業創新服務平臺。通過產業數字化生態系統，了解區域生物醫藥創新要素和創新實力，同時能掌握全球生物醫藥產業創新資源的最新分布，實現創新要素的全球鏈接，精準掌握全球創新人才、創新技術和創新資本等資源。

　　基于產業數字化生態系統，以產業創新要素的數字化為抓手，推動產業創新服務資源的集聚，由政府發起構建市場化運作、服務于雙邊市場模式的第三方產業創新服務平臺，實現產業創新服務的精準匹配。

　　加強產城融合，打造國際生態宜居環境

　　美國硅谷產城融合發展模式值得借鑒。硬件環境方面，園區內要建設高檔住宅、大型購物中心、超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等，這是實現產城融合的基礎，也是園區演變為科學城的前提；軟件環境方面，園區內不僅要引進一流的醫療、保健、教育、休閑娛樂等資源，還要著重培養社會人文氣息，通過舉辦各種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動，來增強人才對本地的認同感。

　　在知識經濟深入發展的背景下，園區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才的競爭，尤其是對全球優秀人才的競爭。因此，國內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在打造人才高地的系統工程中，必須著重解決園區“宜業不宜居”“產業網絡發達而社群發育不足”等問題，推動產業建設與城市功能建設并重、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并重。結合城市國際化要求，合理布局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將高端產業區域和現代社區有機結合，打造生活實驗室，建設生命科學、健康生活示范城，并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火石創造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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