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級藥品監管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如何確保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條件辦事？如何確保中央下放的事權接得住、管得好？近來，《中國醫藥報》在一版頭條陸續推出江蘇省、天津市和福建省的有益探索，回答了省級藥監機構改革亟待解決的這些問題。

　　綜觀江蘇、天津、福建的藥監機構改革方案，既有總體上同國家藥監機關相對應的“規定動作”，又有因地制宜的“自選動作”。江蘇省藥品監管局在南京、無錫等10個市設置分局，作為省局派出機構；天津市藥品監管局下設第一至第五藥品監管辦公室，作為5個派駐片區藥品監管機構；福建省藥品監管局分設福州、廈門、三明3個正處級藥品稽查辦公室，作為省局派出機構。三省（市）藥監機構改革的堅實步伐，讓人們再一次看到推進藥品監管科學化、法治化、國際化、現代化的決心。

　　機構是職能的載體，職能是機構設置的根本依據。這輪藥監機構改革，重新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國家局負責藥品研發環節的監管，省級局負責藥品生產環節、批發和零售連鎖總部、互聯網銷售第三方平臺的監管，市縣市場監管部門負責藥品經營銷售等行為的監管。這表明，藥監機構改革的核心是轉變職能和厘清責任。

　　從新職能看省級藥監新機構的設置，其顯著特征不是小修小補而是大刀闊斧，不是細枝末節而是建梁架柱，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而是整體的系統優化、協同、高效。“優化就是要科學合理、權責一致，協同就是要有統有分、有主有次，高效就是要履職到位、流程通暢。”按照這個要求，省級藥監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對于地方藥監體制改革而言，具有“綱舉目張,執本末從”的特殊地位；對于全國藥品監管系統來說，具有“一子落而滿盤活”的特殊作用。機構設置科學合理，職能邊界清晰明確，省級藥監機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就能得以充分發揮和提高，否則，便會形成“中梗阻”，既不利于全國藥監體制優化、協同、高效，更不利于打通地方藥監體制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俗”。推進地方藥監機構改革，尤應做好“因地制宜”這篇文章。我國地域廣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如果搞“一刀切”、凡事“上下一般粗”，顯然不是從實際出發，難以符合各地醫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想激活地方藥監機構改革的一池春水，必須在確保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基礎上，用好中央賦予的自主權，體現地方的靈活性與創造性。《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統籌優化地方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構建從中央到地方運行順暢、充滿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體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地方機構改革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并進一步明確提出，“賦予省級及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允許地方因地制宜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著眼于服務方便人民群眾、符合基層事務特點，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深化綜合行政執法改革，完善市場監管和執法體制”。這些政策為省級藥監機構改革創新提供了基本遵循。

　　江蘇、天津、福建的做法和經驗啟示我們：省級藥監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也要像國家藥品監管局那樣力求“四個突出、四個強化”：突出專業屬性，強化特殊監管；突出改革創新，強化效能提升；突出監管體系，強化能力建設；突出風險管理，強化責任落實。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做好省級藥監機構改革工作必須要有這樣的高標準、高要求，必須要有這樣的新擔當、新作為。要讓改革認識論、方法論與日新月異的改革實踐相匹配，必須深入貫徹落實全國藥品監管工作會議精神，及時調整工作機制，理順各層級的工作關系，加快建立起與各自職責相匹配的監管力量，使新監管體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不斷提高藥品監管的科學化、法治化、國際化、現代化水平，切實擔負起新時代藥品監管新使命新職責，確保人民群眾用藥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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