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食品安全辦聯合發布了《食品藥品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進一步明確了行刑銜接的相關工作程序和措施，為解決食品藥品領域行刑銜接案件辦理的低效，進一步探索在全國廣泛推廣的操作模式提供了相對細化的可操作性規范。
　　
　　《辦法》出臺后，各地結合自身執法實際情況，探索建立了獨具地方特色的操作模式。
　　
　　各具特色的操作模式
　　
　　（一）“食藥＋公安”的緊密協作模式
　　
　　海南省按照《辦法》，探索出“食藥＋公安”的緊密協作模式，即成立“聯合督辦室”，實現“線上+線下”的全方位、立體化打擊食藥違法犯罪新機制。
　　
　　“食藥＋公安”的緊密協作模式形成了“1+1＞2”的高效組合，但是在實踐中也存在一定問題，如作為臨時性執法機構，人員變動相對頻繁，機構級別設置較低，打擊成效難以得到有力鞏固等。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在原有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與完善，比如建立健全司法、行政機關的信息化辦案平臺，以有效打擊日益常見的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等。
　　
　　（二）“專家委員會”論證模式
　　
　　吉林省探索建立了食品藥品監管部門以及公檢法等部門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對棘手案件的性質、證據規則等進行充分論證，保證認定證據上的有效銜接，為指導基層執法部門辦案積累了寶貴經驗。
　　
　　但這一模式還須對專家委員會的人員組成、證據認定程序等進行細化，從而更高效、準確地對證據進行充分認定，實現兩法間的有效銜接。
　　
　　（三）“智慧食藥監”管理系統模式
　　
　　湖南省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建設信息平臺，實現大部分案件的電子化錄入；二是建設“智慧食藥監”系統，大力推進監管信息化建設。通過“智慧食藥監”系統的信息化建設，有利于及時發現、移送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從而使銜接工作更順暢，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更快捷。
　　
　　但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辦公設備和辦案條件存在較大差距，該模式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一定的成本條件限制。另外，建設“智慧食藥監”系統，實現食藥監管信息化建設，僅靠單一的管理人員難以形成長效機制，有必要建立專門的管理隊伍，形成科學長效的信息化系統。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對證據的收集、固定等存在極大挑戰，違法犯罪分子對電子數據的增刪等往往不留痕跡，增加了發現辦案線索的阻力。尤其是某些電子證據作為關鍵證據的案件，更是如此。
　　
　　（四）“聯席會議辦公室”模式
　　
　　云南省探索設立了聯席會議辦公室，為各個辦案機關提供了一個經驗交流、疑難問題分析與信息及時共享的平臺，共同研究食品藥品領域行刑銜接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協商提出解決措施，進而形成監管合力。陜西省也有類似的制度出臺，明確全省各級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建立健全線索通報、案件移送等工作機制。
　　
　　但聯席會議辦公室的有效運行，不僅需要完善的制度構建，更需要實際的操作部門。在目前各地聯席會議制度落實進度不一的情況下，需要完善部門間的協調機制，降低工作成本，從而促進聯席會議制度的有效運行。
　　
　　破除瓶頸提高效率
　　
　　目前，全國范圍內的行刑銜接模式已初步建立，現有模式更加注重信息流通和部門間的緊密合作，有利于進一步打擊食品藥品領域的違法犯罪。但在實踐中，存在一系列影響案件偵辦效果的瓶頸問題，如司法機關提前介入、信息共享機制不健全等，亟須進一步優化整改。
　　
　　一是整合機構，強化信息共通。目前看來，信息工作平臺機制是最為便捷、高效的行刑銜接運行機制，在順暢信息溝通渠道的前提下可大大促進行刑銜接工作，保證及時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因而，建議加快落實“信息公開、聯通共用”系統，建立健全信息工作平臺機制，進而逐步提高追查違法犯罪行為的效率。
　　
　　二是規范案件移送程序，完善制度化建設。目前雖已形成一定的行刑銜接操作模式，但隨著信息化社會的發展，食品藥品領域的犯罪手段也是層出不窮。對此，建議進一步完善提前介入程序，探索建立針對食品藥品案件的巡回法庭，優化“三位一體”的監管體系，形成打擊食品藥品領域違法犯罪行為的合力，實現行刑銜接的制度化建設。
　　
　　三是嚴格監督問責，健全行刑銜接制約機制。要確保行刑銜接制度平穩、健康運行，有必要強化對銜接工作主體的監督問責，主要包括外部的機制監督制約和內部的紀律制裁。前者是指檢察機關的監督問責，后者指食品藥品監管等機關內部的追責機制，以此實現全方位的制約。
　　
　　四是試點先行，探索行刑銜接執法司法的典型模式。在建立和完善信息化平臺的基礎上，堅持“食藥+公安”的緊密協作機制，針對重大、復雜、疑難的案件專門成立專家委員會論證，既能保證辦案效率，又能提升辦案質量。未來，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先行試點，并進行實效檢驗，逐步在全國探索形成完善的行刑銜接機制。（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  衛婷 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