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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以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為主進行的“珍稀瀕危常用中藥資源五種保護模式的研究”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此項研究基本涵蓋了中藥資源所需保護的類型，首次為中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供了一套系統的從理論到實踐的保護策略。 

    中藥資源面臨的巨大壓力

    中藥資源中近80%的種類來源于野生資源。長期以來，由于人們對合理開發利用中藥資源的認識不足，使得我國一些地區不同程度上對中藥資源進行了掠奪式的過度采收、捕獵；又由于違反自然規律的墾殖等原因，使一些藥用動、植物喪失了適宜的環境，減弱了中藥資源的再生能力，造成中藥資源的減少和枯竭，致使許多種類趨于衰退或瀕危滅絕。
    據專家介紹，在我國處于瀕危狀態的近3000種植物中，用于中藥或具有藥用價值的約占60%～70%。在1992年公布的《中國植物紅皮書》中，所收載的398種瀕危植物中，藥用植物達168種，約占42%。
    目前，以利用野生植物為主的300～400味常用中藥中，有100多種出現資源量急劇下降，如冬蟲夏草、川貝母、石斛、甘草、千金藤、銀柴胡、肉蓯蓉、羌活、重樓、新疆阿魏、八角蓮、明黨參、雪蓮、雞血藤等野生資源的破壞十分嚴重，逐漸陷入“越貴越挖，越挖越少，越少越貴”的惡性循環。當歸、川芎、三七、北沙參等的野生個體已很難找到。 
    奇正藏藥集團董事長雷菊芳說，目前，西藏、青海藏藥材年產量1000余噸，多為無計劃的濫采亂伐或掠奪式采集收購，常用藥材紅景天、雪蓮都已很難采到。在400種常用藏藥材中，確有資源保證的不及30%，瀕危藏藥材已達1/4左右。藏藥資源稀缺已成為阻礙藏藥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另據廣西藥用植物園主任繆劍華介紹，由于中藥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黑熊、靈貓、蛤蚧、玳瑁等藥用動物資源也在減少，資源量普遍下降，有些種類的優良種質正面臨消失。同時，他不無擔憂地說：“物種的破壞難以恢復，有的根本無法恢復。在破壞不太嚴重的情況下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恢復期為3~5年，而木本植物卻要10~20年以上。動物由于各自的生長繁殖周期和種群數量決定，蛇類要長達幾十年。”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所長黃璐琦研究員也認為：“雖然近年來中藥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中藥產業依舊面臨著一方面是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人口的增長，醫療、保健等方面用藥需求量猛增，而另一方面是資源量減少的困局，中藥資源可持續利用面臨嚴峻挑戰。”
    與此同時，資源流失及相關知識產權遭到日益侵害也引起了業內人士的警惕。據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郭蘭萍介紹說，當前，我國生物遺傳資源流失的確切數量難以統計，據估計，我國遺傳資源引進和輸出的比例為1：10。在通過各種途徑大量流失到海外的我國生物物種中，不乏野生藥材資源。與野生藥材資源相關的生物剽竊的事例不斷發生。

    資源減少與瀕危背后的原因 

    有關專家認為，造成野生中藥資源減少或珍稀瀕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人為影響和生態環境的改變。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口的急劇增長，工業的迅速發展，及由此帶來的自然及社會因素的變化，造成全球性物種滅絕速度的加劇。由于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藥用植物面臨滅絕的危險更大。
    其中，人口增長過快是造成野生藥材資源瀕危的根本原因。19世紀工業革命后，人口的增加就成了全球的主流。人口增加后，必須擴大耕地面積，滿足吃穿等基本生活的需求，這就對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生存其中的生物物種產生了最直接的威脅。
    郭蘭萍分析：“人口的增加使得人類對藥材的需求量相應增大。加上全球回歸自然的熱潮，使得國際社會天然藥物市場的成交額逐年上升，人們對野生藥材資源的需要量迅速增長。”而人們對野生藥材資源無序而不加節制的采伐和過度利用，對許多野生物種的生存構成了極大威脅，嚴重破壞了野生藥材資源的生物多樣性，直接造成野生藥材資源的瀕危甚至滅絕。
    此外，與化學藥物和生物技術藥物相比，以現代科技手段開發野生藥材具有命中率高、周期短、成本低的特點，成為世界各國新藥創制的重要出路。世界上經常使用的藥品中有一半以上來源于植物或者植物的化學合成復制品。郭蘭萍舉例說，如原材料來源于植物藥材，用于治療心臟病、小兒白血病、淋巴癌和青光眼的基本藥品，其全球范圍內每年的價值超過了400億美元；又如人們從相當多的藥用動物中開發出新藥，如抗凝劑水蛙素，治療關節炎的蜂毒，控制高血壓的蛇毒等。這一切，都使得對野生藥材的開發利用達到歷史上空前的程度。
    在市場高額利潤刺激下，保護與利用的平衡被打破，對用途廣泛、經濟價值較高的藥材，過度采挖或獵取，嚴重破壞了再生資源，致使一些品種出現衰退甚至瀕臨滅絕。
    如肉蓯蓉的價格在近10年間上升了400%～500%，每公斤干品抬升至60元左右，利益的驅使，使采藥者深入到藥源地濫采藥物，導致藥物資源急速枯竭。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比較熱門的藥用植物提取物的大量出口，對野生藥材資源的開發變本加厲，造成野生藥材資源的更大破壞。
    與此同時，自然環境的破壞造成棲息地喪失加劇了野生藥材資源瀕危的進程。黑龍江省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局副局長宋文明介紹，人們對土地、森林、草原的不合理利用，導致自然環境被破壞，生態失衡。前些年的毀林開荒、過度放牧，使野生藥材資源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遭到破壞，棲息地大面積喪失。同時，他指出：“近年來，由于糧食價格逐年攀升，毀林開荒、毀草開荒現象又有所抬頭。”
    吉林農業大學教授張連學說：“盛產于內蒙古、新疆、寧夏等荒漠地區的甘草，一株甘草數年后可發生新株數十株，根莖深達8～l0米，可覆蓋6平方米土地，防風固沙作用極為顯著。但每挖1公斤甘草就要破壞60平方米的植被。近年來對甘草的亂采濫挖，致使西北不少地區的大面積草原被破壞，草場千瘡百孔。自然環境的惡化，又會使該生態系統內的其他植物生長更為艱難，殃及到梭梭（肉蓯蓉的寄主）、苦豆子、麻黃、沙棘等植物的生長，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影響和損失難以估量。”
    此外，管理和認識不到位也造成野生藥材資源及其知識產權保護失控。1987年頒布的《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距今已20多年。在這20多年里，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生物多樣性銳減，資源流失，生物剽竊等問題成為新時期的資源保護的焦點問題，多樣性保護，遺傳資源的獲取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成為資源保護的重要議題。可以說，《條例》的內容已不能滿足和適應當前野生藥材管理的需要。
    我國1985年開始實施《專利法》，1992年第一次修訂了《專利法》，確定對藥品實施專利保護，此后中藥產業的知識產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由于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目的是鼓勵創新，其保護的對象主要是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所以從經典的知識產權保護角度看，野生藥材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已經處于公有領域，屬于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對象，很大程度上不能滿足《專利法》保護的條件。因此，野生藥材遺傳資源被不法團體盜用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我國野生藥材遺傳資源的國家主權和利益分享面臨的侵害日益加劇。
    目前，我國對野生藥材資源的管理采用的是多部門聯合管理的體制，也造成野生藥材資源保護政出多門，過于分散，主管部門不明確。野生動植物的行政主管部門是農業部和林業局，中藥材生產經營和使用主管部門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發改委、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等多個部門。保護管理部門與生產經營部門之間還缺乏有效的溝通和信息交流，沒有形成保護管理與經營使用的統一機制。
    郭蘭萍說，長期以來，形成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認識，使很多人都意識不到保護野生藥材資源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往往是先破壞后保護。再加上全民對野生藥材遺傳資源及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法制觀念薄弱，使得野生藥材資源及知識產權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處于失控狀態中。
    宋文明也認為：“由于野生藥材資源保護工作收效慢，難以見到眼前的效益，沒有引起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的足夠重視，地方政府對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工作的積極性還不高，各地的工作開展得還很不平衡。” 

    保障可持續利用的對策探析

    關于中藥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問題，不少學者都在對中藥資源的瀕危機制及保護策略展開研究，國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對野生中藥資源進行合理保護和開發利用。
    黃璐琦說，國家除了用行政手段禁止亂砍濫伐等治理外，還實施有針對性的環境保護和治理策略。截至2007年底，環保部門統計全國已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303個，許多珍貴的藥用動、植物得到了保護。
    在2008年10月召開的中國野生植物保護協會藥用植物保育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第一屆委員會主席、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所長陳士林呼吁，要推動野生藥用植物產業從以利用野外資源為主向以利用人工培植資源為主轉變，緩解野生資源保護壓力。
    在2010版藥典工作會議上，國家藥典委員會副秘書長周福成特別強調，在增修訂的品種選擇上，一定要考慮資源問題，野生品種和瀕危物種不再列入新增藥材品種。
    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第三次修訂）。新修訂的專利法將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五條增加：“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獲取或者利用遺傳資源，并依賴該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
    宋文明認為，中藥材種植業、養殖業的發展主要取決于市場價格及比較收益，種植養殖規模主要靠市場來調節。但在保護和管理上，政府應理順管理職能、增強可操作性。
    一些專家和企業界人士普遍認為，在拯救瀕危藥用動植物，更有效地保護、利用現有中藥資源上，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政府對中藥產業的宏觀調控力度。在現有立法的基礎上，完善對瀕危藥用動植物的立法，頒布更為嚴格的法律，解決藥用植物資源開發與保護及可持續發展中的矛盾。同時，要重視人工栽培過程中保持藥材地道性的問題，要監測中藥資源的動態變化。在開發和使用中，減少中藥資源的浪費。
    針對中藥資源可持續利用存在的問題，科技部等部門在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2002年~2010年)中，提出了開展中藥資源普查、建立數據庫和種質資源庫，加強中藥材規范化種植、產業化生產，加強新品種培育，開展珍稀資源的替代品研究等重點任務。
    據黃璐琦介紹，此次“珍稀瀕危常用中藥資源五種保護模式的研究”依據綱要提出的基本原則，基本涵蓋了中藥資源所需保護的類型，把瀕危資源的保護上升到了一個系統性的理論層面。
    據悉，該課題在9項國家級課題的支持下，扎根于實踐，歷經了10余年研究。5種保護模式包括：“種源保護”模式、“種群保護”模式、“種植保護”模式、“新藥源開發保護”模式、“生物技術保護”模式。
    “種源保護”模式，主要是對野生種源不清的中藥資源，進行本草考證、現今藥源和商品調查，解決中藥材運用中的品種混亂問題，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從而落實種源保護的目標。
    “種群保護”模式，主要解決了珍稀的中藥材增加種群數量、運用快繁技術提高種群繁殖能力等問題，達到明確有效種群的保護目的，從而合理的可持續性的進行分級開發和利用。
    研究組通過對全國杜仲主產區的大范圍調查，發現杜仲在全國的分布達300萬畝以上，但絕大多數均為栽培種，野生存量極少，很多地區原有的成片野生杜仲現已消失，僅在深山中有零星單株，已瀕于滅絕。
    研究組對珍稀中藥材杜仲種群的自然變異及遺傳結構有了明確的認識。從遺傳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在制定種群保護措施時，應當保護多個居群的遺傳變異，并促進不同地區的種源交流，避免單一種源的大面積栽培；盡可能對現存的野生資源進行就地保護，收集種子貯藏或進行繁殖，防止野生資源的滅絕；加強各地不同種源之間的基因交流，防止不同種質在人工選擇壓力下消失。
    “種植保護”模式，主要解決了野生中藥材資源緊缺狀況及野生變家種的人工繁育栽培技術，達到增加資源量的目的。
    “新藥源開發保護”模式，通過新藥源的開發，解決了珍稀中藥材的瀕危機制及藥用類同品的人工繁育問題，達到擴大藥源的目的。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陳敏說：“我們研究組在新疆和田地區于田縣大蕓種植場建立了管花肉蓯蓉人工種植基地和示范基地，開展研究。這是目前為止國內外在最多檉柳寄主上人工接種成功肉蓯蓉的研究，也是全國最大、品種最齊全的管花肉蓯蓉寄主檉柳的種質資源基地。”
    她還說：“管花肉蓯蓉被《中國藥典》（2005版）收入作為肉蓯蓉藥材基源之一，這就實現了新藥源開發性保護的目的。”
    “生物技術保護”模式，即利用生物技術，解決中藥材天然活性成分需求用量等大規模培養的技術問題，達到獲得有效成分的目的。如人參、西洋參等藥用植物，存在農藥殘留和重金屬殘留問題等，為此，研究組利用藥用植物生物技術，對人參實現了工業化生產。
    部分企業在保障中藥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做出很大努力。云南白藥集團有關人士介紹說，面對許多野生中藥材經多年掠奪性挖掘已面臨逐漸萎縮枯竭的嚴峻現狀，加上傳統中藥已不能適應國際市場對現代中藥的標準化和種植生產可控化要求，因此，建立規模化、標準化、產業化原料基地，為企業提供穩定的原材料的任務尤為重要和迫切。這些年，云南白藥集團通過扶持藥材和經濟作物種植，促進當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為企業提供穩定的原材料。如近兩年，云南白藥集團反復多次請專家到該集團武定基地周邊的各村寨摸底、實地調研分析研究，最后篩選出草烏、石蒜等中藥材和核桃、花椒、獼猴桃等經濟作物作為當地產業發展的重點項目。由公司提供種苗，再以訂單形式回收產品，走出一條“基地+示范戶+農戶”的路子。目前，武定縣政府正在將基地周邊村寨的產業發展經驗向全縣推廣，期望形成當地新的優勢產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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