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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際市場上針對中國醫藥商品發起的反傾銷可謂風聲鶴唳，來自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的信息表明，1990年至今醫藥行業涉及的反傾銷案件已經達到45起。最近兩年，反傾銷無論在案發數量和頻率上都有所上升。中國醫藥企業正面臨著反傾銷的巨大壓力。
　　事實上，醫藥行業遭遇反傾銷逆流并非孤立存在。1995年至2005年，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全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共遭受反傾銷390起。據商務部統計，當前世界每7起傾銷案就有1起是針對中國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談判副代表王世春承認，當前國際貿易中“限制手段日益多樣化，應對難度不斷加大。”

　　優勢品種遭遇反傾銷

　　春節是中國人最熱鬧的節日，然而，今年春節國內的青霉素企業卻過得異常煩悶。
　　1月16日，印度工商部反傾銷調查局發布公告稱，決定對我國青霉素工業鹽的出口提起反傾銷調查，調查期為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9月30日，印度起訴方以結構價格作為正常價值計算的傾銷幅度為84.92%。
　　印度是我國青霉素出口第一大國，去年我國青霉素的出口量在1.1萬噸左右，其中80％銷往印度。據海關統計，在調查期內，我國出口到印度的青霉素金額達9900萬美元，這就意味著，國內多家青霉素生產企業被印度推上了被告席。
　　業內人士透露，由于國內青霉素經過6次價格大戰，價格已經非常低廉，近年來出口到印度的數量不斷攀升，印度企業進口青霉素后進行產品深加工，有些甚至高價返銷到我國市場。去年，盡管受原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我國青霉素價格呈上升狀態，但每噸價格仍低于印度企業30%左右。受中國青霉素沖擊，印度青霉素行業遭受重創，原有的6家企業僅剩了一家。雖然，印度國內對中國青霉素提起反傾銷一直存在著兩個陣營，但是印度在權衡利弊，保護本國醫藥行業的前提下，還是提起了訴訟。
　　面對印度的反傾銷調查，有業內人士為中國青霉素企業開出了漲價的藥方，但是在青霉素生產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漲價是以市場為前提的，并非一廂情愿。
　　從市場來看，國際每年消耗青霉素工業鹽的總量大約為3.5萬噸，國內市場的消耗量則約為1.5萬噸。國際原料藥巨頭荷蘭帝斯曼的青霉素工業鹽年產能約為8000噸，印度的年產能也在6000噸左右，而我國青霉素工業鹽產量根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04年已經達到3.6萬噸左右，市場趨于飽和。然而，此后內蒙古、山西、四川等地相繼傳出青霉素生產線投產的消息，其產能都在3000噸以上。另外，從2004年起，我國大多數青霉素生產企業都陸續按照GMP的要求改造生產車間，并借機放大了產能。因此從2004年5月底開始，青霉素價格一路走低，由原來的每10億單位15美元降到了每10億單位5.5美元，這就是所謂的“青霉素第六次價格大戰”?？梢哉f，印度對青霉素提起反傾銷正是中國醫藥商品遭遇反傾銷的縮影。
　　眾所周知，原料藥一直是我國醫藥出口的支柱，而目前反傾銷也幾乎都是針對原料藥提起的。目前中國化學原料藥產業年產規模相當于130萬噸（不計添加劑和化學中間體），近三年產量平均增長率達到26%。正如健康網首席研究員吳惠芳所言，中國原料藥在一些應用范圍廣、產品鏈較長、能夠形成大規模生產的產品上具有優勢。比如：青霉素、檸檬酸、維生素C、咖啡因、布洛芬、頭孢曲松等。而正是這些優勢品種在發展中產能的無限放大導致價格下跌，雖然在國際市場成為強勢品種但也成為了出口目的地國家反傾銷的目標。
　　國家商務部國際經濟貿易研究院有關人士表示，我國出口多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產品附加值低，以價格競爭為主，相當一部分產品出口秩序混亂。而加入WTO后，在全球化公平貿易的框架下，其他國家已經不能在出口數量上設置貿易壁壘，因此只能采取其他貿易制裁手段保護本國利益，反傾銷是常用的制裁手段之一。

　　高峰還將持續

　　根據中國簽署的相關入世協議，中國的貿易伙伴仍然可以利用特殊保障條款來阻擊中國產品，這一條款的有效期為我國入世后12年。目前經過努力共有50多個國家承認了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但是歐盟、美國和日本等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卻不在其中，這一條款的過渡期為15年。不僅如此，從國內整體來看，向我國提起反傾銷的國家正逐漸增多，并由過去的發達國家逐步擴散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有關專家預警，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國際反傾銷的高峰期，而且這個高峰期可能會持續20年。
　　按照定義，反傾銷是WTO規則所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之一，并有自身的調查程序，企業是反傾銷應訴的主體，企業的法律應訴與抗辯是反傾銷應對工作的基礎。這就意味著，在應對反傾銷中，政府退出視野，企業走向前臺。
　　事實上，面對反傾銷，無論是國家、行業協會還是企業個體都處于摸索階段。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以下簡稱醫保商會）因為承擔整個行業反傾銷協調、溝通的重任而備受矚目。該會法律部主任官寧云表示，只是在近兩年企業才開始積極應訴，過去由于對國際貿易規則不了解，許多企業在反傾銷中選擇了沉默和退出市場。
　　相對于企業的懵懂,行業協會被賦予了更多的責任,但是由于經驗不足和相關制度的制訂與國際慣例相違，也曾經出現尷尬的局面。為了統一協調控制出口價格，維持良好的出口秩序，2002年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預核簽章政策，即對特定的出口商品，專業商會要求所有出口商簽訂的外銷合同，都必須傳真到商會審核，商會對符合要求的合同蓋章確認后,寄回出口商，出口商憑此份合同辦理出口報關手續，海關憑此份合同驗放貨物。這一制度實施的效果十分明顯，據海關統計，2004年上半年，36種預核簽章商品出口金額達133.3億美元，同比上升46.7％；36種商品有28種商品的出口價格有不同幅度的上升。
　　以維生素C為例，從2002年實行預核簽章制以來，維生素C出口單價自3美元回升到6美元以上。僅此一項，維生素C出口帶來的收益增加近10億元人民幣。由此，預核簽章制一度被稱為“行業自律的有益探索”。
　　然而，2005年以來，中國維生素C企業接連遭遇美國企業的反壟斷起訴，后者指責中國企業“通過會議和協議操縱出口量和出口價格”，使得頒布預核簽章相關規定的商務部以及負責審核簽章的有關商會陷入尷尬境地。目前，這起反壟斷案仍在審理之中。
　　雖然，美國和印度一樣是我國產品出口最大的受益國，但是仍然舉起了制裁的大棒。有業內人士將此表述為“得了便宜還賣乖”，但是此案件給我們的教訓卻非常深刻。
　　2001年，原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頒布了《出口產品反傾銷應訴規定》，去年3月商務部擬對該規定進行修改，并起草了《出口反傾銷應訴規定（征求意見稿）》在網上公示。這表明，反傾銷已經日益得到政府的重視。
　　王世春表示，中國政府對反傾銷的應訴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對外就國外反傾銷調查中采取的不公平、歧視性的政策和做法進行交涉，為企業爭取公平的待遇；二是對企業加強指導，鼓勵企業積極應訴。他強調，在應對國外反傾銷案件過程中，企業才是應訴主體，是案件的直接利害關系方，只有企業主動、積極、有效應訴，才能切實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企業只有通過積極應訴才能為政府交涉提供依據，但政府工作決不能代替企業的應訴行為。

　　應訴之路如何走

　　在WTO框架中，傾銷即出口廠商以低于正常的價格向進口國銷售，被視為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因而，崇尚自由貿易的世貿組織制定了反傾銷條例。而出口價格是否低于正常價格，正是確定反傾銷稅額的依據。
　　據了解，在絕大多數WTO成員國，主要根據本國價格確定正常價格，然而，中國的情況相當特殊。由于中國被認為有太多的國有企業，可能獲得政府補貼，因此中國商品出口以往主要以替代國的成本數據來確定基本價格，其公平性不言而喻。在入世談判中，這一問題被我國提出，經過討價還價，最終選擇了一個特殊安排，中國入世協議書第15條做出規定：在確定正常價格時，中國需要受調查的企業首先證明，其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方可采用本國價格，否則就采用替代國價格，即引用與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市場經濟國家(替代國)的成本數據，計算所謂正常價格并確定傾銷幅度，施以對應的稅率。
　　上海小耘律師事務所北京分所律師張毅是印度反傾銷案國內代理律師之一，他介紹，目前反傾銷應訴首先取決于企業的態度，其二是證明企業市場經濟地位。
　　官寧云強調，企業在反傾銷中必須積極應對才有一線生機。
　　事實上，企業積極應對已經在一些案件中出現了滿意的結果。去年11月份，印尼公布了對我國生產的撲熱息痛為期一年半的反傾銷調查的終裁結果：應訴的6家企業除了安丘魯安制藥有限公司被征收3.76%的反傾銷稅外，其余5家企業均為0.0%，而沒有應訴的企業被征收18.62%的反傾銷稅。今年2月6日,美國商務部發布消息，對來自中國的糖精產品的行政復審做出終裁，部分解除反傾銷稅，上海福興化工有限公司因積極應訴而獲得17.05%反傾銷稅率，而其他企業的稅率為329.33%。
　　官寧云表示，目前企業應訴率雖然已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仍有不少企業采取回避態度，究其原因：一是對國際規則不了解；二是應訴時間漫長，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如果被反傾銷產品不是企業的主要產品，企業不想下力氣投入；三是國內具有專業水準和一定應訴經驗的反傾銷律師匱乏，尤其是對一些新出現的反傾銷國家，應對經驗明顯不足。另外，由于應訴主體是企業，商會只能起到協調溝通的作用，沒有約束性，因此在有些案件上形不成應訴合力。
　　王世春認為，當前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增多等問題，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貿易發展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日本、韓國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他指出，應對反傾銷需要點面結合。所謂“點”是要對大案要案進行全程指導、對外交涉；所謂“面”是要著力拓寬政府對應訴企業提供專業服務的平臺，提高商協會的應訴組織能力，加強律師和會計師隊伍建設，廣泛普及應訴基礎知識，全面提高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應訴意識和應訴能力。在應對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中介組織和企業在內的“四體聯動”機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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