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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食品安全法治發展在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中居于十分關鍵的位置。食品安全治理依托公共決策和社會共治本質地亟需引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達到增強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預測、解釋、應對能力的目的。現代食品生產、流通中的科學技術含量要求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使用自然科學的分析工具。隨著食品進出口成為經濟支柱產業，比較法研究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食品安全法學不局限于特定的法律關系，研究開展具有貫通性，不應以部門法的門檻局限其發展。二十年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從“部門法”化走向“領域法”化，從單一化走向多元化，從移植引介走向自主創設，但仍未擺脫對策法學思維方式對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學理基礎研究還有待夯實。

　　關鍵詞

　　食品安全法；法學研究方法；社科法學；領域法

　　民以食為天，國以法為綱。25 年前《食品衛生法》（1995）結束試行，正式頒布標志著以食品行業治理，公民生命健康為目標的法律規范體系在我國正式開始建立。2009 年《食品安全法》在舊法的基礎上大步邁進，象征著中國食品安全公共治理理念由“食品合乎衛生標準”向“食品符合安全規范”發生轉變。近年來，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教訓中國家食品安全治理體制、機制在試錯中逐步改進與完善。2019年是《食品安全法》實施十周年，也是黨中央、國務院首次發文，明確食品安全法治在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布局中基礎性、全局性關鍵作用，明確食品安全法治“四個最嚴”要求的開局之年。

　　“法學研究方法是探尋法學內在規律，表達法學學術觀點而運用的手段。法學進步不僅在于法學基本理論的發展，而且在于法學研究方法的創新。”食品安全法治建設對于事前食品安全風險的預防與規避、食品違法事后的規制與救濟均有賴于研究方法的科學使用、與時俱進、改進創新。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特征與流變，是推動食品安全法治治理體系的完善，深化食品監管、經營領域改革的重要抓手。食品安全法學的研究者必須要對食品安全領域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關鍵性、系統性、根本性的研究、分析。本文不拘于傳統的法學學科分析方法，從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比較研究這三個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運用特征出發，解析二十年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流變，并作出評析。

　　一、社會科學方法：呼應食品安全法治領域“社會共治”理論

　　食品治理具有極強的公共屬性，覆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部社會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實質影響的社會主體囊括了食品生產經營者（原料生產者、原料加工者、成品經營者），食品安全監管部門，食品檢驗機構等科研機構，消費者協會、食品工業協會等社會組織，還包括每一位消費者。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看，法律關系不足以完整描述現代社會的食品經營、流通過程，這決定了食品安全治理必然是以法治為基礎，以社會共治為形式的公共治理體系。公共治理所依賴的理論基礎不是以價值分析和規范分析為核心的傳統法學學術研究進路，而是“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分析法律問題”的復合研究思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有學者也表述為“社科法學”）吸納社會學、經濟學的方法，重視第一手資料的實證研究，彌補了傳統法律研究方法體系封閉的弊病，增進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成果在社會公共治理體制機制中的理論競爭力。

　　（一）“風險社會”：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運用范例

　　“風險概念在憲法教義學上可以通過區別‘危險’概念加以建構”。變量與社會危害結果之間不能確證因果關系的情況歸屬于“風險”范疇，與結果之間存在確定因果關系，需要法律對這種因果關系的進行體認的情況則歸屬“危險”。現代食品是科學技術對傳統食品制作、運輸、貯存的現代化改進產物。現代化食品技術的使用一方面通過科學技術改進了食品的風味、外觀、保質期等要素，另一方面添加可能會帶來健康損害甚至傷殘、死亡等食源性風險，本質上屬于由現代化過程引發，又被現代化過程所排斥的人為而非自然的危害因素。我國傳統法學研究對于“可能發生卻暫未發生”的風險法律事項的規范研究是相當乏善可陳的，而社會學領域由烏爾里希·貝克所提出“風險社會”概念體系對食品安全法治風險研究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極大的理論支撐。

　　“風險社會”的法社會學研究方法核心關注是致害因果暫不確定的食品對法律規范體系帶來的解構。食品安全的法社會學分析中心已超越了規范法律分析中的實然因果和具象表征。“風險社會”研究方法的引入極大增強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的解釋范圍和解釋能力，尤其表現在對尚未造成實際損害的結果或可能存在相應風險的食品安全研究。對于食品安全領域的風險評估，有學者認為“為保障風險評估結論的可靠性，法律應通過制度進行設計，促進評估機構的獨立性、重要信息的公開性、同行評審與異議監督的可得性。”當基因技術進步到可以對食品的性狀進行改造，我們迫切地需要基于實證主義和社會建構理論的法律理性，以規制轉基因食品的風險可能。在應對“風險社會”法律的手段上，超越單一行政監管的社會共治型風險監管作為食品安全風險規制的解決之道被提出。

　　（二）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使用

　　在經濟學的視角下，法律制度的本質是利益分配的社會活動。在理性選擇、成本效益分析、均衡理論的理論假設下，立法、執法、司法活動都必須以資源最大化利用為最根本的追求，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的法律研究也概莫能外。“商店出售的經過加工制作的食物是為食品”，食品成為商品進行市場流通和銷售的屬性是國家發展與工業現代化的基本要求。食品轉化為商品的這一社會化的過程是因無差別人類勞動而獲得價值的歷史過程，這決定了法經濟學研究對食品安全法學領域進行的分析，具有探究資源合理配置的特殊效果。

　　宏觀層面，有學者根據法經濟學視角下的“理性經濟人”理論假設，首先，推導在每一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活動中行為人的行為均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驅動。其次，運用經濟學原理推演食品安全違法活動的有效規制手段的標準，即行政處罰、民事賠償等必須使食品安全違法行為人的違法風險成本大于可能的經濟總收益。以此為基礎，學界設定了食品安全法律規范合理性與有效性以經濟理論為核心的論證模式。也有學者從企業商譽的角度出發，指出經濟信息利益在行政監管中能夠起到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作用，進而得出了食品安全監管應該以“聲譽罰” 為主的結論。微觀層面，現有研究利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理論對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七條“小微食品經營者監管”進行分析發現此類經營具有營業流動性、形式多樣性、交易一次性的特點，使得現有的行政監管所帶來的制度成本遠多于實施利好，進而為食品監管的績效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實證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

　　“堅持實證調查的傳統。討論具體問題，而不是抽象概念，注重后果的分析，而不只是邏輯的演繹。”實證研究的方法是法學能夠持續地適應社會生活，解決實際問題、解釋具體現象的基本保證。鑒于食品安全涉及主體多元、社會影響廣泛、公共利益巨大，近二十年來的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的實證研究具有極強的公權主導性和政府介入性，主要表現為以全國人大與地方各級人大監督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落實《食品安全法》要求，檢驗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能力實際情況的執法檢查與實證研究報告。比如，上海市早在1996 年《食品衛生法》時期，就已推行由原上海市人大科教文衛委員會主要負責開展的執法檢查型實證調研，定性定量的實證研究特征在披露的分析報告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

　　在《食品衛生法》實施時期（1995~2009 年） 以上海人大執法檢查報告為典型的食品安全實證研究在各省、市、縣大量出現。2009 年《食品安全法》出臺以后，為推動新法實施保證“舌尖上的安全”，全國人大已經主導完成了三次全國的人大執法檢查。在多次、多地執法檢查所產出的報告文件中，食品安全法學實證研究方法所秉持的定性定量，關注實際問題，解釋社會現象的特點均有充分體現。以2016 年第三次《食品安全法》實施檢查報告為例，全國人大常委會6 位正副委員長分赴10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實際走訪了20 個地級市、21 個行政區縣的26 個餐飲服務單位、22 個食品檢驗檢測機構、22 個食品生產企業、17 個大型食品超市、15 個農產品種植養殖基地、12 個基層農產品貿易市場。各個調研組共召開35 次基層監管人員、行業協會、食品生產經營者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調研報告的行程和資料來源充分表現了實證研究的特征，抽樣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匯總了各省份的食品安全監管實際情況，并以調研中發現的實際問題為導向直述利弊。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與地方各級人大執法檢查組組長，分別向全國人大與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做匯報并向社會公布。從發布的分析報告上看，對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現狀掌握較為詳盡，為下一步的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指明了攻堅克難的重點方向。

　　除了官方調研紀要類型外，實證研究還表現為對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的分析，比如就違反食品標簽、標識、說明書規定的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的爭議問題，圍繞“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第60 號）進行的分析和討論。

　　二、引入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現代食品技術科技本質的特征體現

　　所謂交叉學科方法，即法學與其他學科交叉的研究路徑。在法學研究方法的語境下，通常此概念的含義均為“社科法學”，即如前文所述要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角度，觀察法律作為社會規則與其他社會因素所產生的一系列嬗變。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的研究也涌現出一系列社科法學的佳作。食品問題首先是一個科學問題，食品法律風險的控制需要科學分析和界定。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研究不止于法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復合，更融入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正如法律與認知科學、法律與心理學一樣，科學方法和視角的引入開拓了新的研究特征。在食品安全研究發展中，基于食品科學、病理學、毒理學、農學、化學、工學等自然科學研究視角，觀察食品理化、生化、病理性質的變化，進而為規則的流變、適用提供依憑，并推導法律規則的研究技巧逐漸體現出了作為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氣象，成為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相較于其他法學領域研究方法發展和流變的獨到之處。

　　（一）食品科學是作為研究對象決定研究方法自然科學性

　　近年來，出現過“蘇丹紅咸鴨蛋”“孔雀綠石斑魚”“三聚氰胺奶粉”“無根劑豆芽菜”等食品問題。根據法律推理的三段論分析方法，大前提即規范的找尋，小前提即事實的確定，需要大前提和小前提結合才能進行法律推理得出判斷結論。針對食品安全問題展開的法學研究也概莫能外地，要先在法學概念與邏輯的經驗體系內內證食品對生命健康的侵害性，才能在下一個邏輯環節論證法律技術的規范該當性。但無論是食品安全違法規則制定（大前提），還是事實查明（小前提），在現代食品技術已經深入到分子層面改進食品理化特征的語境下，均無法通過法律，經驗性地進行前提制定和判斷證成。隨著實踐中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采取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事實衡量的需求將越來越緊迫，食品安全領域的法律研究逐漸發展出了基于化學、生物、物理、醫學、藥學等定性、定量分析框架而產生的科學技術屬性。自然科學對于法律研究方法的影響主要包括食品添加劑、保健食品等的法律研究中。

　　“食品安全風險的檢測與預防、食品鏈條全過程的監管與治理、食品安全出現問題后的法律懲處與救濟”這三個研究方向是近年來南大核心期刊（CSSCI）目錄中食品安全領域最為集中的研究方向。不難看出，第一項“食品安全風險的檢測和預防”需要食品科學、生物工程、毒理學、病理學分析等作為法律規范制定和修改的依據，第二項“食品鏈條全過程的監管與治理”需要環境科學、包裝工程、農學等學科針對種植、生產、包裝等環節的食品污染源特征的詳細分析，作為行政監管、司法裁判的理論儲備。第三項的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追責需要食品安全的司法鑒定技術為法律判斷進行司法技術支持。事實上，《食品安全法》所依托的知識體系遠遠超越了法律學科甚至所有社會學科對于社會關系的觀察所能依據經驗和邏輯做出的解釋。食品作為監管對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逐漸發展出超越法律研究范疇的額外科技屬性。因而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運用自然科學，尤其是病理分析、毒理分析、余量殘留分析參與規范研究不僅是功能主義的績效考慮，更是食品安全法治現代發展的本質需要。

　　（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的具體運用

　　引入自然科學方法后，食品安全法學領域在實然層面脫離了以往“空談法律監管，實踐無所適從”的局面，學者在各個食品安全爭議法律問題中產生了一系列切中肯綮的研究文章。在宏觀的司法制度運作方面，學者詳細分析了食品司法鑒定科技落后于毒害物質的發展水平可能造成的行政監管、司法裁判失靈，導致的國家對公民健康的保護義務不能恰切履行的問題。在行政許可所依據合理、合法性標準方面，學者從理化分析、檢驗方法出發，對保健食品的注冊備案工作應進行指標化、體系化的分析，得出保健食品應予以準入所應具備的法律特征。

　　而在中觀、微觀層面，研究者也逐漸形成了針對具體的某一食品安全制度結合科學理論進行分析的方法。比如在食品添加劑行政裁量基準問題上，學者面對原衛生部撤銷面粉增白劑作為食品添加劑的市場準入資格爭議，食品安全風險的行政裁量分析便將“技術必要”和“安全可靠”的要件裁量標準置于過氧化苯甲酰、過氧化鈣（面粉增白劑）的藥物殘留比例、毒理屬性的角度下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相當精當且令人信服。在“全民補碘”的食用鹽加碘的規范存廢分析中，學者據以分析和判斷的標準借用了醫學研究得出的“碘阻斷效應”（wolff-chaikoff）和1960~2000 年間吉林中日友好醫院甲狀腺癌病例分析得出碘含量與甲狀腺癌變的分析結論。此類研究的出現充分說明了科學研究方法與視角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的所起到的獨特作用。

　　三、比較法學研究方法：伴隨食品行業融入國際市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較法研究方法主張比較不同國家的制度，“包括涉及規則與制度的微觀比較”，從而得出是否借鑒、如何借鑒域外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的結論。食品安全法學研究的固有目的是增加公民營養、保障公民健康、維護國家食品安全。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現代食品工業也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產業，食品市場的良性發展離不開食品研究方法的持續演進。比較法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地位的凸顯與食品工業在國民經濟中起到的關鍵作用是分不開的。

　　（一）食品安全比較法學研究服務時代發展

　　食品安全不僅是基本權利保障的重要方面，而且在我國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將出口貿易作為拉動國民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后，這種發揮比較法研究優勢，服務經濟發展的理論態度越發明顯地在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得到了體現。早在20 世紀90 年代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的比較法方法指導下的法律制度引進、規范分析對比文章就已經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其部分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改變我國出口食品被動挨打的局面”，以服務經濟轉型和社會建設。例如，1997年我國政府進行HACCP 體系改革時，改革目的是提升我國食品安全監管水平，但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是美國作為我國水產品第三出口市場，1997 年12 月18 日生效實施的HACCP 水產管理法規導致如果我國不進行相應的規則調制，我國水產品順利出口創匯的經濟發展需求就會受到不利影響。因而在同時期， 大量的HACCP方面的食品安全質量管理比較法研究成果就作為研究熱點由國家以立項引導方式大力推進。從2001 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食品工業作為進出口的重要增長點，屢屢受到技術性貿易壁壘（SPS）阻礙，而阻礙發生的時間節點均與國內的重大食品公共事件高度重合。在關系到進口農產品、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貿易進出口問題上，歐盟、美國、日本屢次利用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強調我國食品的安全風險，導致我國出口的蔬菜、水果、肉制品等食品原料常因技術安全標準等國際食品安全標準而被退貨、銷毀甚至禁止出口。食品安全檢驗體系的技術壁壘日益成為貿易保護的一個“替身”。對于國際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同步、對標、借鑒、甚至是移植，在貿易壁壘突破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關鍵。在制度競爭層面，比較法學可以完成將歐盟、日本、美國等擁有完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技術標準體系國家的制度紅利加以內化的重要工作。這對消除以食品安全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壁壘，具有全局性、基礎性的戰略意義。食品安全比較法學術研究成果必須不斷進行制度化、規范化的正向輸出。食品安全監管制度只有立足我國國情，發揮后發優勢，融入并成為國際食品監管決策的主流，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貿易壁壘的技術化趨勢，實現我國民族食品工業在出口創匯上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近十余年的食品安全法律領域下載頻次排名前 10 的文獻，有4 篇論文涉及對外國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借鑒。比較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歐盟、日本等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國的食品安全法治先進經驗、風險評估經驗的引介，食品安全致害案件分析展開，中外食品安全法治制度的對比等方面，其背后隱藏著比較法學學術成果向社會利益轉化的國家利益推動。

　　（二）食品安全比較法學研究助力法律體系完善

　　我國的食品進出口法律制度所建立的風險管理標準，不僅來源于本土經驗的創新發展，還受到國際食品監管制度標準的迭代的影響。以食品安全標準法律制度研究為例，國際的食品安全標準有兩大體系，一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框架下的食品安全委員會體系，二是國家食品法典委員會框架下的CAC 體系。CAC 體系經由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協定》中明確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依據，進而對各世貿組織成員國產生了實質意義上的法律約束，我國也概莫能外。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食品安全標準制度由原衛生部負責制定。“入世”后，2001年和2004 年原衛生部組織專家將我國的標準與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即CAC 標準，進行了詳細地比較法學分析。結合我國實際，原衛生部對食品安全標準進行了接軌性的補足，極大縮短了我國與國際標準的差距，為食品安全法治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同時，現代食品貨物貿易提升供應效率，加速產業一體化的升級進程需要比較法學的實踐性智慧。改革開放后，我國食品產業已經逐步融入世界食品市場，成為世界食品供應鏈條的重要環節。他國農產品、預包裝食品、乳制品等諸多食品門類的貨物均構成了我國現代居民膳食供應組成的重要一環。無論是進口食品風險預警、管理制度，還是檢驗檢疫制度、備案注冊制度，或是標簽轉譯制度、銷售記錄制度都向食品監管部門提出了解域外食品監管實踐的迫切要求。比較法學的研究方法所比較的對象，不僅包括抽象的他國制度文本，更包括具象化的實踐經驗、檢驗數據、注冊指標、包裝準則與轉譯說明。食品來源多樣化滿足我國人民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需求，同時食品安全法律研究需要比較法學在引入理論充實基礎研究補足了食品進出口監管的實踐短板。

　　四、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流變與評價

　　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比較研究這三種研究方法的特征是近二十年來我國食品安全法學研究相較一般法學研究所采用的規范分析、價值分析方法外，在學科研究方法使用上的獨到之處。分析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特征與流變，能夠系統地反應這一研究領域發展過程，為未來食品安全法治新問題做好方法論的理論儲備。二十余年來，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研究發展過程篳路藍縷，也是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從“部門”走向“領域”，從單一走向多元，從依附走向獨立的過程。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還存在對策性過強、學術理論欠缺的弊端，法學研究者應警醒與關注。

　　（一）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突破“部門法”局限，向“領域法”邁進

　　從傳統法學研究進路的角度分析，法學學科內部的各個二級學科都擁有從不同的角度關注食品安全法律研究的學理依憑。長期以來， 尤其是2009 年《食品安全法》出臺后，關于食品安全法作為法學學科的細分學科領域在部門法學中的歸屬問題，曾引起行政法學界與經濟法學界的爭議。行政法學界從食品安全行政監管與追責的角度出發，經濟法學界則從規制食品市場失靈的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出發，各自認為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應適用于自身領域的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本文并未將“規范分析”與“價值分析”置于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的特征中，也有基于法教義學的學理歸屬尚不清晰，學術原理與規則較為零散的原因。基于部門法學內部的規范分析方法特征，尚未在我國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中得以完整展現和最終成型。

　　近年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作為社會關系復合、學科輻射廣泛的研究領域，其研究的視角和方法早已經跨越了部門法的局限，向著“領域法學”的方向發展。部門法學研究領域的劃分是為了體系化、規范化、邏輯化地促進法律學科的發展，增加對現實生活問題的法律體系解釋能力，而不是成為法律與社會發展的阻礙。法律作為人為創設的、經驗性邏輯體系，本身并未天然的呈現為“經濟法”“行政法”的特征區隔。食品安全法學的研究方法也應根據學科發展的實際情況，允許各個法學二級學科使用各自的方法，在各自的研究視角上進行研究，并基于各自獨立的研究進行交流、爭鳴，更好地促進了食品安全研究方法的發展。食品安全法律領域研究并沒有嚴絲合縫的“調整對象”，也沒有獨一無二的“調整方法”，不能完全地、僵化地按照傳統的思維劃歸為某一部門法學進行研究，即使是按照“近因”原則較為貼近其研究范疇的行政法學、經濟法學也無法解決此領域內的一切問題。不僅如此，食品安全法律還具有高度的交叉性、復合性、多元性，調整的社會關系橫跨多個部門法領域，運用了多個部門法的調整方法。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民商法、經濟法學者按照本部門法的研究方法進行概念拆解的規范分析以外，刑法學者的食品安全刑法研究、行政法學者的食品安全行政監管研究、憲法學者的“食品安全基本權利”或“食品安全國家保護義務研究”，國際法學者的比較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也都在使用部門法學的話語體系為食品安全研究的豐富性添磚加瓦。因而，食品安全研究方法必須要跨越部門的區隔，從單一走向多元，不僅是在學科之外“轉藝多師”，而且要在法學學科內形成多元的探討空間，打破部門之間的研究阻隔，才能使得食品安全的研究方法充分交流發展，最終形成食品安全法學研究領域。

　　（二）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由單一分析向多元研究發展

　　“規范分析方法是法學特有的方法。法的構成要素，制度事實構成規范分析的對象。”相較于其他法律學科研究以概念、規范分析為基本立場，食品安全作為法學研究的對象存在科技特殊性。諸如超范圍使用食品添加劑、獸藥超標等食品安全問題，單純的法學研究方法對于現代食品的危害解釋力十分有限。現代社會中食品“風險”的預防則必須由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聯姻”，即法律規范分析方法、社會科學方法與科學技術方法共同運作才能得出結果。在盧曼系統論的視角里，法律系統判斷功能在于導出“合法”和“非法”的判斷結論。但目前來看，以規范分析為方式、合法性判斷為結論的法律系統，需要對科技發展、經濟發展、社會運作的客觀規律加以思考和體認。食品安全問題具有在經驗層面歸屬自然科學問題，在規范層面歸屬于法學的雙重屬性。這決定了領域化的研究方法必須擁有交叉學科的視野和獲取經驗性科學判斷的才能。在食品安全法律領域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的發展不僅要突破部門法的二級學科局限，甚至要突破法學的一級學科界限。

　　食品安全法學研究形成了由法學單一學科獨大到借鑒科技研究方法與社科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徑。此類研究主要從經驗和科技兩個層面關注食品安全事件或科研結論對社會的風險和后果，并不過分關注研究在法學立場的教義體系中占據何種理論意義。研究者們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研究的學術屬性，“這類研究者關心的僅僅是有效應對本領域內日新月異的現實問題”。食品安全法治領域不斷遭遇第三方網絡食品平臺規制、食品添加劑等全新的、復合的問題解決的現實需求也在呼喚著此類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與拓展。自然科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引入意味著對于法學傳統意義上判斷標準的革新。當傳統法學研究方法意識到自己的規范進路存在局限之時，或許是引入其他學科的理論資源，增加自身解釋力的絕佳時刻。“在一個多元主義的價值相對的時期，各種利益群體和價值觀念均無法證成自身的唯一正確性，于是法學只能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依據科學技術研判、社會科學分析的食品安全法治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必須接受科學性和規范性的雙重檢驗。一方面，科學性是食品安全體系中作為事實發現工具的內在要求。如果在經驗層面上科學無法確保結論產生的正確性，那么規范判斷的前提就無法得以展開。另一方面，科學化的決策模式必須向規范化的層面進行進制轉換。基于科學判斷的食品安全立法、公共決策、社會研究，必須要接受民主程序考評、監督，科學話語有義務規范體系解釋結論做出的具體形成過程以及背后的科學原理。簡言之，科學應該向規范負責，不能陷入專業主義背景下精英治國的窠臼。規范研究也應充分意識到現代社會生活因高度分工而產生的復雜性、專業性需要科技判斷參與規范研究的必要性。比如對于“風險社會”分析方法的概念引入和理論內化是其他學科研究方法分析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個絕佳范例。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側重于風險事前預防的研究已經開始與事后救濟的傳統法律研究在引用次數上分庭抗禮。

　　（三）比較法學分析方法中的中國立場逐漸凸顯

　　首先，那種以為只要引進西方的理論和學說就可以提出富有創見的法學思想的觀點，幾乎過于天真了。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加深，一方面，經過初期的域外制度引介性的比較法研究，加深了農產品、食品添加劑、食品安全標識、進出口檢驗檢疫等規范體系的國際、國內制度同步性。我國的食品進出口行業與國際市場兼容性不斷增強，制度差距不斷縮小，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現象雖仍然存在，但相較之前已有所消退。另一方面，我國當選為國際食品添加劑法典主持國，開始逐步參與世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標準選取和規則制定。當我國食品安全法學研究的成果也開始轉化為國際通行的食品安全標準，比較法學研究成效所仰賴“制度差距”所產生的學術研究方法紅利也在不斷縮減。

　　其次，隨著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在我國不斷發展，具有中國國情的制度安排也開始逐步顯現，日臻成熟。中國本土的“地方風味食品”如臘腸、臘肉、辣條、泡菜等的標準制定，“三新食品”（新食品原料、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和食品添加劑新品種）、“藥食同源”物質如當歸、黨參、天麻、山藥、山楂、金銀花等的規制研究需要本土化的中國智慧，不能單純依靠比較法學的法律借鑒和移植。此外，我國以谷物、蔬菜為主的膳食結構與西方高蛋白、高脂肪的膳食結構不同，本質上也需要不同的食品安全標準和與之配套的食品安全監管措施。目前的，比較法學研究方法也已在逐漸實現由追趕型的制度引介、規范同步向經驗借鑒性的自我發展、體系完善進行轉變，以經驗教訓的總結為己用的方向進行轉變，比如提出借鑒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2011 年更新的《食品安全現代化法》的六大創新的經驗完善了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律規范體系。我國的食品安全法學研究如果要做出獨立、堅實的學術貢獻，就需要對我們本土實踐所存在的食品安全特殊法律問題做出回應和解釋。在回應和解釋的研究基礎上，找到問題解決的系統思路和理論路徑。

　　（四）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對策法學屬性過強，理論根基不扎實

　　“中國的法學——尤其是部門法學——在研究問題方面，更多地賦予法學研究以實用性和功利性的考慮，以推進立法、改進司法為研究歸宿，走進了‘對策法學’的桎梏。”無論是從《食品衛生法》向《食品安全法》轉變，還是互聯網第三方平臺經營所帶來的電子平臺經營規制新問題，都說明食品安全治理的理念、原則、規范正處在高速變動的時期。食品安全研究領域的方法論發展應時而變的特征較為明顯。研究往往是隨著立法變化、司法改革，甚至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對策進行學術研究和方法論的選擇，呈現出強烈的“頭疼醫頭”和“亡羊補牢”特征。研究缺乏持之以恒的學術關注，更關鍵的是沒有長期耕耘的學術重心。同時，食品安全法律規范和技術標準在我國的發展還不成熟，推陳出新周期較短。這導致食品安全法治領域的立法對策研究與強調秩序穩定性的法教義學研究“你方唱罷，我方登場”，造成了法律規范研究方法的零散斷裂。隨著食品安全領域法律修改、規章出新、標準更迭，食品安全法學領域的研究方法呈現出一種在良法（立法對策）和善治（法教義學）中交替不停的“走馬燈”狀態。

　　正如前文所言，從自然科學的交叉研究，到社科法學的研究進路，再到比較法學的法律借鑒，食品安全法學研究領域的研究方法均以對策解決為目的，強調學以致用的解決問題：自然科學的方法引入是為了解決食品生產、交易過程中，無法為傳統法律分析方法經驗性地進行評價的事實；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則源于食品安全風險預防社會共治的現實需要；比較法學的興起更是直接為與國際制度接軌在增加食品安全目的為導向的同時，擴大出口減少梗阻，發展民族食品工業，增加經濟發展水平。食品安全法學研究的一系列方法和特點，雖然對于問題解決、目的實現有所裨益，但卻缺乏對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深層洞見。既往研究不斷提出新的研究角度、引進新的法律制度，但卻沒有基于舊有食品安全法治理論學術凝練，提出“具有理論意義的問題”。或許此刻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現有的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還不具備產出法學思想和基本理論的學術品格，但食品安全法學的學術研究絕不能不以思想理論的凝煉為基礎，淪為立法對策的附庸，技術思維的奴隸。

　　五、結語

　　二十余年來，食品安全法學作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屬性兼備， 貫穿社會生活全局的特殊法律研究領域，具有綜合性、科技型、專業性等特點。研究方法從單一的法律規范價值分析向多元化的法律研究方向轉進的同時仍需要堅持從中國食品監管法律實際出發、從法學學術理論發軔的基本立場。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的未來一方面在于食品安全法學研究不應拘泥于部門法學的爭執， 而應進一步把穩中國立場， 對領域完善所需的各種研究方法對實際問題的解釋兼容并蓄， 另一方面，避免過于功利的對策法學與方法使用，遮蔽了具有價值的理論問題的發掘，阻礙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的學術積淀。

　　作者簡介

　　徐曦昊，碩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協同創新中心。專業方向：食品安全法、行政法

　　引用本文

　　徐曦昊.論二十年來食品安全法學研究方法之特征與流變[J].中國食品藥品監管.2020.04（195）：28-39.

(責任編輯：齊桂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