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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終專稿（1）

　　這是一次有人歡呼有人焦灼的改革。

　　這是一次勇往直前與瞻前顧后兼而有之的改革。

　　這是一次用時從100天到300天到600天甚或更長時間的改革。

　　這就是7萬食品藥品監管人員牽掛的，幾十萬工商、衛生、質檢隊伍思慮的，關乎13億人口食品藥品安全的改革——全國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始自2013年3月10日國務院公布《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

　　 北京速度
　　確保政令暢通不打折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街道管轄的青云北路，是一條800米長的胡同。咫尺之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還有“牛校”北大附中和中關村第一、第二、第三小學。

　　2014年11月26日一大早，戴副眼睛、文質彬彬的孔平就來到了青云北路，隨著他的一聲令下，胡同里的推土機前進、昂首、轉身間，一個個黑乎乎的小屋土崩瓦解。這些私搭亂建的小屋里，賣鮮肉、面食、蔬菜、早點的人早不見了，幾個月前他們就得到通知，這些違章建筑將要拆除。在違章建筑里，經營食品、餐飲，屬于違法經營，將一并清理。

　　拆除現場只有推土機的聲音，路人停下來也只是看看熱鬧而已。

　　作為中關村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常務副所長，這不是孔平第一次牽頭拆除違建，雖然拆除違建似乎與孔平的職責不搭界，實際上，孔平還有另一個職務，中關村地區管理中心南片區負責人，這個管理中心由食品藥品監管、工商、衛生、城管、公安等執法部門組成。孔平沒有推掉片區負責人職務的原因，一是街道認可所里的工作，二是孔平的“小私心”，“我帶頭綜合執法，首先要解決食品、餐飲無證經營問題，這是北京食品監管的棘手問題，這些無證經營店許多都是在違章建筑里，拆除違章建筑是解決無證經營的治本之策。”

　　就這樣，困擾中關村街道多年的“老大難”，因為食品藥品監管所的到來，問題出人意料地解決了。一條胡同里有136家食品、餐飲店，其中無證經營就有67家，成為了青云北路的歷史。今年1月以來，中關村街道共拆除了4萬平方米的違建，主要以食品、餐飲店為主。

　　“不能認為無證經營問題，是哪一個部門單獨能解決的，必須聯合執法形成合力，況且所里一直面臨任務緊、壓力大而執法力量匱乏的矛盾。”2013年，隨著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從工商部門過來的孔平坦言，聯合執法固然有諸多優勢，但是，這并不等于可以取代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聯合執法只是在解決‘老大難’的時候起作用，一旦工作走上正軌，食品藥品監管的專業性決定必須由專業人員來承擔。”

　　按照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要求，中關村所既是海淀區食品藥品監管局的派出機構，也是中關村街道的內設機構，使得孔平即使“人手少活計多”，依然可以通過“借力”街道，把工作開展得讓人刮目相看。這，也是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中的創新之處，實行“垂直加分級”雙重管理模式，也就是北京市局對區縣局垂直管理，區縣局對街鎮所實行派駐，同時，街鎮所所長為街鎮負責人。“基層所的雙重管理模式，使我們天然地和街道融為一體，街道對所里工作高度重視。”孔平通過切身體會，對北京市改革模式贊賞不已。

　　北京的改革速度也在全國走在前列。從北京市局掛牌成立，到2013年11月1日所有基層所全部正式履職，用時不到100天，提前兩個月完成國務院任務。海淀區局局長李紅杰說：“2013年9月區局掛牌時，市局局長張志寬提出基層所在11月1日掛牌，不僅是我，許多區縣局局長都覺得任務太重、壓力太大。可壓力也是動力，那時大家拿出了所有力量，打破常規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北京機構改革。”

　　掛牌后第7天，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局長張勇到北京調研，稱贊其不到100天的改革速度，“這在全國絕無僅有，北京機構改革走在了全國前列。”

　　2014年9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到北京調研食品藥品監管工作。他指出，改革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是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北京市積極推進改革，行動快、力度大，發揮了表率作用。他強調，尚未完成改革任務的地方要制定時間表、拿出硬措施，抓緊將各級食品藥品監管機構組建到位。要加強基層執法和技術力量，消除監管的死角盲區，提升食品藥品安全保障水平。

　　 垂直管理
　　集中監管資源辦大事

　　當北京改革風風火火時，重慶、武漢、海南等地也是大步前進。

　　重慶市監管體制改革保留了市局對縣局的垂直管理，這也是讓重慶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夏永鵬自豪的地方，“從1998年建局以來，歷次改革中，重慶市縣區監管體系都獨立設置，其優勢是，一方面我們能針對每個分局每個崗位需求，按需設崗，缺什么補什么，而且按需培訓；另一方面，正因為有一個獨立、專業、系統的監管體系，可以集中人財物開展監管工作，確保有的放矢。”

　　武漢市在這次改革中，在市級層面保持了獨立，并建立了市食品藥品執法總隊。如今，市級層面獨立性和系統性優勢已初步顯現。市執法總隊成立后，今年前10個月，市局查辦的食品、化妝品案件數和罰沒款分別是2013年同期的2.8倍和4.5倍；罰沒10萬元以上的大案要案比上年同期增加375%。

　　海南省改革更是獨樹一幟，從2014年1月開始，海南省實行省以下垂直管理，這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實行垂直管理的省。

　　海南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馮鳴說：“實行垂直管理，是一個喇叭出聲，可以制定全省統一的日常巡查規范、稽查執法辦案標準、進人條件等，這樣能夠克服屬地管理體制下監管、執法水平的參差不齊，減少主觀隨意性和自由裁量權，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把海南沿海到中部山區市縣局的監管水平提高到一個比較高的層次。這一做法雖然增加了省局的工作量和責任，但提高了全省系統整體的監管水平，也方便了監管對象。在改革啟動之初，省里也有過屬地管理的考慮，但最終認為垂直管理更適合海南。”

　　垂直管理體制下，2014年海南省食品藥品監管系統統一招聘基層公務員175名，解決了昌江等市縣長期因缺少執法人員而造成的執法不便；樂東黎族自治縣是省級貧困縣，今年工作經費是去年屬地管理體制下的46倍，有效解決了執法經費捉襟見肘的窘境。

　　垂直管理體制下，海南省局能迅速調度全省監管資源，有效防范地方保護主義。2014年7月，海南省局發現大量無合法來源以及無中文標簽的進口冷凍肉品，立即聯合出入境檢驗檢疫、海關等部門，在全省開展專項行動，共扣押雞爪、豬肋排、凍蝦等13個品種131.2噸，其中33噸無法提供合法進口來源，涉嫌走私，涉及國家13個。海南省局又聯合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和海口海關緝私局，赴廣東省進行溯源調查。“正是垂直管理體制，使省局能集中力量，對進口冷凍肉品來個全省大掃除。”馮鳴說道。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說，北京、重慶、海南等地改革實踐，落實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保持了食品藥品監管體系的系統性，率先實現了對食品生產、流通、消費領域以及藥品、化妝品、醫療器械安全監管的綜合執法。北京市基層監管所，以有為換有位；其雙重管理模式，既體現監管系統的統一性權威性，又凸顯了對地方政府的責任考核，值得其他省市學習借鑒。    (本報記者  王曉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