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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醫生減負”的話題持續關注多年后，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北京順天德中醫醫院院長王承德委員首次將這個問題落實在了提案上。

　　王承德曾看到一篇來自某縣級醫院的醫學論文，稱一年看了257個間質性病變的病例。作為全國知名的免疫專家，王承德坦言，這樣的疑難雜癥他一年也看不了幾十例，“這么多病人都集中到一個縣級醫院是不可能的，純粹是造假”。

　　這背后的原因在于，“醫生晉升、評職稱都必須達到一定數量的論文要求，不少人在繁重的臨床工作之外，不得不論文造假。只要掏錢，就有專門寫論文的公司來幫忙”。

　　面對一屋子有著教授、博導頭銜的委員，王承德話鋒一轉：“當然，我不是說你們的論文也是造假的。”這句話引來了滿堂笑聲。

　　王承德委員介紹，目前在我國，醫學生畢業后，一般要經歷住院醫生、主治醫生、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的晉升過程，除時間要求外，還需要專業外語考試、論文及參與科研項目等硬性條件。這大量耗費了醫生的精力，治病救人本身則被放到次要的地位，“高職低能”就是由此產生的。

　　王承德委員提議，相關主管機構成立聯合調研組，制定一個合理的、適合中國臨床醫師的考核標準。

　　關于“人”的話題，也一直是衛生部原副部長黃潔夫委員的關注焦點。

　　“作為醫生，應該把治病救人作為主要任務，把心思放在病人身上，這是基本原則。就算是蘇格拉底誓言，從來也沒說過要寫多少論文吧。”在黃潔夫委員看來，現在的政策驅動容易導致一些醫生把寫文章看得太重要，把老百姓看病的感受看得太輕。

　　“但另一個方面，醫生要不要寫論文呢？我覺得還是要的。假如一個醫生，不能很好地學習國外的經驗，不能在臨床工作中總結出自己的經驗，一定不是個好醫生。”黃潔夫委員建議，要在二者間找一個平衡點，把醫生對病人的服務作為考核的主要內容，同時附加一些論文要求。

　　北京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方來英委員透露，目前北京正在按照中央統一部署，開展醫生薪酬制度、職稱制度改革的調研，“很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基層的人力資源不足。”

　　而在全國層面，黃潔夫委員坦言，類似的工作還比較滯后。

　　“醫改總是集中在物，集中在錢，很少或是基本上沒有集中在人身上。其實人是最關鍵的。”黃潔夫委員說。

　　他以全科醫師的培養舉例：“一般人認為，全科醫師要到社區去，實際上全科醫師也是專家。可現在，國家沒有相應的政策扶持全科醫師，現有政策都是有利于專科，全部都是碩士、博士，沒有辦法了才去做全科醫師。其實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正是這些全科醫師。”

　　“我講過一句話，實際上，中國目前沒有一所公立醫院，這是實事求是的，因為現在的醫院，93%都要靠自己去掙錢發獎金、發工資、買設備，只有7%的錢是政府投入的，所以醫院的整個結構就是趨利性的。”黃潔夫委員批評說。

　　他以自身經歷現身說法：上世紀80年代，他還是一名年輕醫生時，手術臺上常用來止血的明膠海綿兩元一包，里面有3片，足以止血。如今在三甲醫院，用來止血的止血紗，不僅型號眾多，而且價格昂貴。“你能怪醫生嗎？他們上有老，下有小，他不創收，在科室里工資就是最低的。”

　　在黃潔夫委員看來，國家其實對醫療衛生投入不少，從2005年的8000多億到如今的3.1萬億，“你不能老說政府不給錢，如果機制、體制不變，醫改很難走出困境。”

　　他曾深度考察過臺灣醫改。1995年，臺灣開始實行醫改。當時，80%的醫院由政府創辦，如今這一數字降至16%。其醫改的核心就是，醫保將三保合一，醫院不向老百姓收錢，而是找保險拿錢。在這個過程中，很多醫院自動地走向了市場，臺灣的民營醫院，如長庚醫院，成為許多地方考察學習的典范。

　　“我們為什么學不了呢？為什么廈門辦的長庚醫院不成功呢？”黃潔夫委員認為，“就是因為我們的體制和機制不行。”

　　他直斥目前存在于醫療界的亂象：“醫護比例不合理，高級人才和中低級人才的配比不合理。現在一個醫院里，教授是最多的，副教授也是滿滿的，主治醫生很少，住院醫生就更少了，這是一個很畸形的導向。”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狀態是這樣的：1個教授，兩個副教授，4個主治醫生，8個住院醫生。三五年之后，這些住院醫生成熟了，老百姓就有資源了。”

　　盡管對目前醫改存在意見，黃潔夫委員仍表示要“幫衛計委說兩句話”：“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說，這幾年，衛計委為推動醫改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大家對醫改有個誤區，好像就是衛計委沒有做好，其實在醫改過程中，衛計委只是一個部門，掌握方向盤的不是他們。我們有8個部門在管醫改，衛計委是權力最小的，也是受指責最多的。”

　　在黃潔夫委員看來，在醫改層面，目前還沒有擺脫部門之間的利益之爭，沒有形成一個合力。每個部門都做得很辛苦，包括衛計委，做了很多工作，可是，都沒有做到關鍵之處。

　　“醫改的關鍵還是在體制，要在‘人’上想辦法。”黃潔夫委員說，對于醫改，他仍舊充滿信心。